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不仅小说寓意深刻，散文也写得敏锐有风致。我最近读了奥威尔的散文集，发现他的一些观点，放在今日中国竟还能对症。奥威尔说，20世纪40年代的英语语言有两大弊病：一个是比喻陈腐，另一个是欠缺精确。
陈腐的比喻见“钢铁般的意志”、“致命弱点”之类的滥用。语言模糊缺乏精确，催生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句子。奥威尔举文艺评论的例子说，“某先生作品的特点是生机勃勃（或死气沉沉）”，这种司空见惯的评论不知所云，如果把“生机勃勃”或“死气沉沉”换成“黑”或“白”，读者会立即察觉语言欠妥。
一些含糊不清的用词，如现象、基本的、必然的、真正的、一体化、合理性等等，都是奥威尔深恶痛绝的。我们只要稍加留意，就能发现奥威尔视为陈词滥调的词，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见。
奥威尔说，使用隐喻的唯一目的是在读者心中唤起视觉形象。如果唤起的形象与语言描述的形象矛盾或不一致，说明作者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所指，换句话说，作者根本没有在思想。因此，他建议严肃的作家在写作时要问自己六个问题：
1. 我要说的是什么？
2. 用什么话来表达？
3. 用什么形象或成语使文章更加清晰易懂？
4. 这个形象是否新颖，足以产生效果？
5. 是否能更短一些？
6. 有没有可以避免的笨话或蠢话？
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中提出了“新话”的概念。新话是统治者为遏制民众自由思想而创造的新语言。在新话中，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、取代或取消，例如“好”（good）是指“喜欢老大哥”（to love Big Brother），而“坏”（bad）则被“不好”（ungood）取代。这是一种倾向性宣传，在今天的世界已屡见不鲜了。某记者抨击美国移民政策时说，“不要针对移民或劳工，只针对非法的外来人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奥威尔是个敏感的文体家，他自己拟定的写作规则如下：
1. 绝不使用在书报中司空见惯的隐喻、明喻或形象化比喻。
2. 凡是可以用短词的地方，绝不用长词。
3. 凡有可能删去一字，就尽可能删去。
4. 可以用主动语态的地方就决不用被动语态。
5. 如果能想出对等的日常英语词汇就决不用外来短语、科学词汇或套话。
6. 与其违反这些规则的任何一条，不如干脆胡说八道。
